最近，我受邀为新加坡法律学会主办的初级律师职业认证计划授课，为新加坡的初级律师们讲授关于交易结构设计方面的内容，分享我个人的实践经验。
为什么律师要了解交易结构的设计？本期专栏将探讨建立一个交易结构的概念框架对律师的重要意义，交易律师又如何增加价值，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今天。相关话题也可参阅此前的专栏文章（《商法》第10辑第8期文章《交易律师业务》。
新加坡法律学会在其网站（www.sal.org.sg/jlp）中介绍了这个计划的目的，那就是“为取得职业资格后执业经验低于五年的律师教授争议解决和公司执业的技能，传授管理技能，并强化律师的职业道德原则”。
学会在今年年初宣布这个计划时，引用了新加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梅达顺（Sundaresh Menon）的话来阐述该计划的目标：“为年轻律师的全面发展设立行业标准，让它成为质量的标志，构建起雇主和客户的信任”。
概念框架
建立各种概念框架是律师职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技能。作为律师，我们通常要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但“为什么”——为什么事物是这样发展的——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而概念框架就能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它是律师建立职业技能、培养整体思维的关键一步。
为建立起关于交易结构设计的概念框架，律师们必须先理解“交易”和“结构”这两个概念，以及结构对于一个交易为什么如此重要。谈判理论告诉我们，交易是由两个人或更多人之间达成的一种安排，人们相信在这种安排下，相比单兵作战，通过共同行动能更好地推动他们各自的利益。
交易也是两方或更多方的利益重叠或交集的空间（“交易区”），如下图所示：
简单来说，结构是交易方组织它们之间的安排的方式。例如，在投资某个企业的交易中，其结构就涉及多个要素，包括交易方采用的交易方式（如股权转让或收购企业），交易方使用的商业模式（如公司或非法人合营企业），以及交易方之间的合同条款。
结构为什么如此重要？首先，合理的交易结构能够降低有关未来的风险，决定风险的分配。因此，结构设计的关键是识别和管理风险，在交易方之间进行风险分配，选择能够达成此目的的工具。
其次，交易结构对决策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需要双方或更多方维护长期关系的交易中。从这个方面看，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交易方如何管理企业（治理）、交易方如何行使和维护他们的合同权利（合同），以及交易方如何解决产生的争议（争议解决）。
此外，结构事关交易的执行、交易的运作机制以及为实现目的而采用的流程。最后，结构也与合规息息相关。
正如前文提到的，设计交易结构的目的是降低有关未来的风险，决定风险的分配。交易的风险类别以及律师管理相关风险的工具如下：
- 信息不对称风险。当交易一方相比另一方掌握更多信息，或掌握的信息更准确，且没有向另一方完整披露所有相关风险时，信息不对称风险就会出现。管理此类风险的工具包括信息披露和尽职调查。
- 对手方风险。这是指交易一方没有履行，或者没有能力履行约定的义务。管理此类风险的工具包括信息共享、终止合同的权利（参见《商法》第2辑第1期文章《合同终结时》），以及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参见《商法》第7辑第1期文章《重大不利变化条款》）。
- 信用风险。这是交易一方没有财务能力履行财务义务时出现的风险，提供融资的一方应尤其关注这类风险。可通过资产担保和保证来管理此类风险。
- 合规风险。这是指交易不符合适用法律要求的风险。可通过寻求法律咨询和法律意见来管理风险（参见《商法》第4辑第3期文章《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以及《商法》第2辑第4期文章《法律咨询与法律意见之异同》）
- 合同不完整的风险。这是指合同条款不明确、措辞模糊和有遗漏造成的风险，在长期合同中，这个风险更严重，因为在长期合同中，交易方的关系非常重要，环境条件也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合营企业协议和股东协议）。管理此类风险的工具包括重新谈判条款、修改条款。（参见《商法》第3辑第6期文章《修改与变更》）。
- 外生风险。这是在签署合同后、协议生效期间发生的交易双方都无法控制的风险。可通过在合同中加入不可抗力条款管理此类风险。（参见《商法》第8辑第5期文章《不可抗力》）。
交易律师如何增加价值
1984年，Ronald Gilson 教授在《耶鲁法律杂志》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文章中他写道，律师的作用就是“交易造价工程师”，律师设计各种交易结构来管理和分配风险，让我们更容易给资产定价（见《商业律师的价值创造：法律技能与资产定价》，作者：Ronald J Gilson）。此后，很多文章都会谈及交易律师如何增加价值。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不过时，尤其考虑到技术——通常指法律科技——为律师带来了诸多可用于设计交易结构的工具。比如，AI在尽职调查过程中用来审核文件和识别相关风险；合同自动化软件用来生成合同；生成式AI帮助律师找到相关法律并为客户提供合规咨询。
今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场欢迎新执业律师的仪式中，首席大法官梅达顺提到AI将深刻影响法律执业，他说道：
“传统上，初级律师负责基础的法律工作，比如审核文件、分析和起草文件。这也是培养律师技术水平和基本执业技能的主要方法。
但是，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这种在岗培训机会非常稀少，因为AI可以取代律师完成这些任务。在这一变化背景下，我们必须想到新的方法来高效培训和发展初级律师。
《初级律师职业认证计划》（JLP）就是其中一种思路。”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往由初级律师完成的许多工作都可以由技术完成，初级律师必须接受必要的培训，时刻保持比技术领先一步的状态，为客户和他们参与的交易增加价值。
葛安德曾在上海以外国律师的身份执业（1996-2006），而后回到母校澳大利亚墨尔本法学院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葛安德现在是墨尔本商业法中心公司法与金融监管研究项目联合副主任兼亚洲法律中心荣誉副主任（商业法）。葛安德亦曾在澳大利亚国内外多家组织、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担任顾问。于2020年至2024年，他担任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的特别顾问兼代理总法律顾问。
